青少年精神疾病、耻辱和家庭：促进茁壮成长需要什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 Hinshaw 博士主讲的网络研讨会，2021 年 9 月 27 日，完整字幕
字幕由Keli Xu整理
[00:00:01]
CHIH-CHING HU： 大家好。欢迎来到Alan Hu基金会心理健康系列讲座。我是Chih-Ching Hu，Alan Hu基金会联合创始人，也是本次网络研讨会的主持人。今天，Stephen Hinshaw 博士演讲的题目是 “青少年精神疾病、耻辱感和家庭：青少年茁壮成长需要什么”。
[00:00:26]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从全国和世界各地参加我们的讲座，我还要感谢Pleasanton市市长Karla Brown和Fremont 市副市长Yang Shao博士参加我们的讲座，以支持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播。让我们共同努力，消除心理疾病的耻辱感。我还要感谢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ties)提供的中文同声传译。感谢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MHACC)创始人兼主席 Elaine Peng，感谢 Ida Shaw 为此次讲座提供中文翻译。
[00:01:10]
Alan Hu基金会心理健康系列讲座旨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Alan Hu基金会的使命是促进心理健康，提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消除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并支持基础性的治疗研究。请考虑向Alan Hu基金会捐赠。您的捐赠将百分之百地投入到基金会支持心理健康的使命中。
[00:01:42]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Stephen Hinshaw博士。Hinshaw博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California University, Berkeley)的心理学教授。他还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California University, San Francisco)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副主席。Hinshaw博士的研究重点是发育心理病理学，对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儿童和青少年的临床干预，以及理解和减少心理疾病耻辱感。他撰写了 370 多篇文章和章节，并出版了 12 本专著。
[00:02:30]
Hinshaw博士的回忆录《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耻辱与希望之旅》（Another Kind of Madness：A Journey Through the Stigma and Hope of Mental Illness）荣获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自传/回忆录图书奖。他的研究工作赢得了诸多大奖：2015年获得临床心理学科学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家奖；2016年获得心理科学协会颁发的James McKeen Cattell奖—该奖项是对应用心理学研究终身杰出贡献的最高奖励；2017年获得儿童发展研究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2019年获得脑与行为研究基金会颁发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研究杰出成就Ruane奖；他还是2020年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和2020年美国国家医学院Sarnat国际心理健康奖的获得者。这些奖项揭示了他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他是有史以来唯一同时获得这六个奖项的人。此外，他还于 2021 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00:04:20]
在今天的网络研讨会上，Hinshaw 博士将定义与精神障碍患者相关的污名化概念，并讨论家庭背景下的严重精神疾病。演讲结束后，您将进入问答环节。请使用 Zoom 问答功能提交您的问题。本讲座仅用于教育目的，不用于医疗诊断。如果您有任何持续性症状，请寻求专业帮助。下面有请 Hinshaw 博士。
[00:05:04]
STEPHEN HINSHAW博士：非常感谢你热情洋溢的介绍，我想你的屏幕一关闭，我就可以分享我的屏幕了。
[00:05:12]
CHIH-CHING HU： 好的，让我停止分享。
[00:05:14]
STEPHEN HINSHAW博士： 好，我开始分享了。
[00:05:22]
CHIH-CHING HU： 我可以看到你分享的屏幕了。
[00:05:24]
STEPHEN HINSHAW博士： 哎呀。为什么屏幕是空白的？看来我们得从头开始，应该很快就好。
[00:05:37]
正如开场介绍所言，我将从几张学术性较强的幻灯片开始，先介绍精神疾病污名化这一概念的历史和现状，然后将话题转移到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的经历，最后尝试将两者结合起来，谈谈面对青少年精神疾病发病（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并伴随社会和家庭在谈论这一疾病的成见和羞耻感，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克服这种羞耻和成见，真正促进青少年茁壮成长。
[00:06:19]
那么，“污名”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污名”就有希腊语和拉丁语两个词源，它的意思是 “在被贬低的群体成员的皮肤上烙下的印记”。它的字面意思还指锻造后用来烙印的锋利金属器具。这是一个非常丑陋、可怕的术语。
[00:06:45]
因此，回到古代雅典的阿哥拉（Agora）集市上，我需要知道集市上的其他人是否实际上是为斯巴达而不是雅典而战的，是否可能曾经是奴隶， 而只有雅典政府在这些人的皮肤上打上了烙印我才能分辨。 同理，现在我也可能需要知道如何分辩不同的人，才知道该不该和他们打交道。
[00:07:16]
如今，大多数耻辱的烙印都是心理上的。历史上，希特勒曾给许多群体的成员打上了耻辱的烙印，包括犹太人、同性恋者、有精神障碍和发育障碍的人、罗姆人、吉普赛人等，那是确确实实在他们的手腕上打上了数字。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一些国家也曾给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的人打上烙印。但如今大多数污名都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烙印，而是心理上的烙印。
[00:07:47]
这张幻灯片中间列举了一些曾经或正在承受大量心理污名的群体，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讨论，但你会注意到像左撇子也曾经是一种耻辱，今天我们认为这也许是一种优势，但当我和我的小妹妹 Sally在俄亥俄州长大时，我们外祖母不希望Sally是左撇子，因为那是非常耻辱的。而今天，左撇子反倒可能会有助于你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并显示出你有很强的空间艺术能力。所以这里的寓意是，随着社会规范的改变，曾经被鄙视的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00:08:25]
在上个世纪 30、40、50 和 60 年代，癌症曾备受鄙视。当时的社会共识是这是一种咎由自取的疾病，一旦得了癌症基本上也就丧失了生存的意愿。今天，癌症只是一种可能导致死亡的病因，很多名星、 运动员们坦然披露自己患癌的消息，发起许多筹款活动， 但对心理健康、 心理疾病的社会认知水平基本上还处于 70、80 年前癌症的状态。我认为我们对心理健康、 心理疾病的社会认知已经开始好转，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代美国和大多数国家，哪些群体受到更多的羞辱呢？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滥用药物是三个最受鄙视的属性。
[00:09:15]
我在 13、14 年前写过一本关于这个话题的书，叫做《耻辱的印记》（The Mark of Shame）。这是美国第一本真正涉及精神疾病污名化概念的书。简而言之，我选择了Hieronymus Bosch的一幅画作为封面，这幅画的名字叫《疯狂之石的移除》（Extraction of the Stone of Madness）。这是一幅悬挂在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的三联画的中间一幅，作于 1496 年。画中我们看到外科医生，但他戴着一顶巫师帽，所以他既是外科医生，也是巫师。他拿着手术刀，在可怜病人的头皮上切了一个洞；病人看着我们，说 “这是怎么回事？”，牧师正在祈福。在 15 世纪末的阿姆斯特丹和荷兰，当时的理论认为精神疾病是由头骨里的结石引起的。画中的外科医生似乎正在取出结石，以治愈病人的精神疾病。但从 PowerPoint 中，你可以看到一些 V 形的白色小簇，Bosch画的外科医生正在移除的并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朵花。在 1496 年的阿姆斯特丹，精神病的名称是什么？精神病被揶揄为 “郁金香头”。郁金香是荷兰当时和现在的主要商业来源。因此，Bosch在画中讽刺道，如果你摘掉郁金香这个标签会治好病人吗？或者说，标签和正确的诊断才是治疗的关键？几百年后，这仍然是一幅非常具现代意义的奇异的画作，这也是我选择它作为该书封面的原因。
[00:10:55]
在 50 年代的美国，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造成污名化（顽固的偏见）的原因其实是儿童养育。《专制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是1950年写的一本关于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如今，社会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有可能而且常常为某些歧视/污名化推波助澜。人类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物种。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团结在一起、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无法生存；但反过来，正因为我们如此社会化，我们也可能因此被其他人利用。
[00:11:34]
理论是这样的：日常中我们都惯于“贴标签”，对其他人进行分类。我希望我们的这个研讨会不是在 Zoom 上，而是在某个会议厅里，那样我就能看到哪些人和我一样老、头发颜色像我一样可笑，哪些人年轻，哪些人像我一样戴眼镜，哪些人和我肤色一样。这些都是所谓的“贴标签” 。
[00:11:55]
我有时会说，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名左倾的教授，基于我的伯克利的背景，我从不给除了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以外的任何人“贴标签”，因为斯坦福大学是我们多年的竞争对手，他们是私立学校，他们是精英，他们穿红色的衣服，而不是加大伯克利熊的皇家蓝。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其实也都是“贴标签”，你们也听到我的语气了，我并不喜欢斯坦福的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是在带有偏见地看待他们。我还没见过他们，就对他们的斯坦福背景有了先入为主的评判。
[00:12:31]
“贴标签”、偏见之后就是对歧视/区别对待，斯坦福的学生都不会被我的课程录取。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只是个玩笑，但在人类世界交往互动的历史上，如果你对某些人“贴标签”并产生强烈的偏见，歧视/区别对待就可能意味着将那些人放逐到乡下像动物一样生活，或者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性的机构里生活，就像中世纪时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一样，甚至可能将其灭绝，就像希特勒建立的集中营中所发生的。
[00:13:14]
因此，“污名化”具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污名化”实际上是 “贴标签”、偏见和歧视/区别对待的总和。如果我因为你所在的群体，不管是宗教群体，种族/民族群体，或者患有精神疾病的群体（其他 “像你这样的疯子”）而对你进行污名化，那么你的一切都会因为你所在的群体而被污名化。你失去了个性，甚至失去了人性。这就是“污名化”这个词的含义， 而这一含义也显示了这个概念的影响有多深。
[00:13:52]
我只想在这张幻灯片上停留几秒钟，因为上面的文字太多了。我们从世界各地积累的数百个研究中了解到，当人们面对许多精神疾病患者的诊断标签或行为时，会想要远离这些人—不想靠近他们。我们称之为 “社会距离” 。
[00:14:16]
当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那么有意识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除了研究之外，在今天的美国，有一半的州，如果你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会发生什么？很快，你就不能更新驾照，不能投票，不能担任陪审员，也不能竞选公职，你几乎会自动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这就是歧视/区别对待。
[00:14:43]
几分钟后你就会知道，我的抑郁症和我的家族严重精神障碍的历史，意味着我永远无法竞选公职。正如我在《耻辱的印记》（The Mark of Shame）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好在 1860年联邦政府还没有颁布这样的法律，否则林肯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他一生都有明显的抑郁症，可能还有躁狂症发作。除了这些法律和政策之外，媒体的描述虽然在很多方面更加敏感，但仍然以暴力和无能为主，也许在当今的美国环境中，人们对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就是一个 20 多岁的暴力、精神错乱的校园枪手。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很多途径来克服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00:15:39]
还有两张学术性的幻灯片。如果社会因为你所在的群体而对你产生成见，你就会知道这些成见是什么。在历史的早期，你是从篝火故事中得知的。而今天，我们从社交媒体、推特和网上发布的内容中了解到。尽管并非不可避免，但如果社会对我所在的群体进行污名化，我很可能会将其内化，表现出自我污名化。我并不想这样，但我觉得我不得不去承担大家所说的我的群体所具有的特质。如果你或你的家人表现出高度的自我鄙视或内在化的鄙视，那么这会是一个相当准确的预测因素—你很可能会中途放弃治疗，或干脆完全不寻求治疗。
[00:16:44]
第二张幻灯片上的第二个概念是 “礼节性污名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著名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使用的一个术语，他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但在我来到伯克利之前，他已经去世了。在他的著作《污名化》（Stigma）一书中，他不无嘲讽地写道，如果社会污名化了某个群体，那么，社会也会污名化任何与这些群体成员关系密切或相关的人，比如，家庭成员，这几乎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礼节”。因此，在心理健康方面，直到最近几十年，美国和欧洲的精神病学都认定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会导致孩子患上精神疾病。因此，父母和家庭成员不仅是礼节性污名化的受害者，他们也被认为是造成后代精神疾病的罪魁祸首。
[00:17:44]
还有哪些人与精神或神经发育障碍患者关系密切？科学家、像我这样的心理学家、临床医师、医生：我们与 “疯子”打交道，研究或治疗 “疯子”，那些社会地位极低、患有缺陷型精神疾病的人。因此，在不久前进行的大型调查中，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成年人将治疗他们的人对他们的态度、尊重或缺乏尊重列为他们生活中耻辱感的三大来源，这个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礼节性污名化影响范围非常之广。
[00:18:38]
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知识的了解比 50、60、70 年前要多得多。如今我们有了更好的网站，更好的新闻报道。然而，尽管人们对精神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对精神疾病的成见却丝毫未减。事实上，在今天的美国，听到 “精神疾病 “这个词，认为对自己的精神疾病 “负有责任”的病人或其家人很可能有暴力倾向的人数是 1955 年的三倍。可见我们要么没有进步，要么倒退了。如今，我们已经关闭了大部分当年恐怖、混乱的大型精神病院，所以很多人目所能及的精神疾病是加州的帐篷营地，那些住在高速公路立交桥下无家可归的个人和家庭—我们没能为社区治疗提供所需的护理和资金，以至无意中助推而不是减少了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00:19:55]
前面几张幻灯片都围绕着 “污名化”这个沉重的概念，接下来让我们换个重点。为什么会有针对像Alan Hu这样的青少年的成见（Alan Hu基金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们所认为的成人精神障碍，包括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其实大多数在青少年时期就出现了，或者说在青春期或更早就有很大的风险。这样的青少年往往行为表现不一致，比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简称多动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学生可能在代数课上表现很好，而在历史或英语课上却表现不佳。人们不禁要问：“那么，你为什么表现如此不一致呢？你一定是没有努力。你必须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好地避免情绪失调”。青春期本身对青少年及其家庭来说就是一个充满压力的时期，而除此之外，如果孩子的情绪失调行为导致绝望和非典型行为的恶性循环，很多人就会说“那孩子应该要控制好自己”，还有就是对其“贴标签”。以双相情感障碍为例： Jekyll医生/Hyde先生——你一切都好，你一切都不好；你要么处于兴奋状态，要么陷于绝望之中。而现实情况与此大相径庭。
[00:21:31]
如果你有幸得到循证治疗（evidence-based treatment），包括良好的心理治疗或家庭治疗，以及在需要的情况下接受药物治疗，那么很多人又会说：“为什么要给儿童或青少年用药治疗精神疾病呢？那是精神控制。药物是毒药”。目前存在大量的误区和虚假信息需要我们去纠正，这是减少对精神疾病污名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许多青少年对服用适当的药物来治疗精神或神经发育障碍也感到矛盾，因为他们不想被同龄人取笑或认为他们与众不同。我们对服药或不服药都有成见，这对青少年来说是个大问题。
[00:22:24]
接下来是我演讲的第二部分，重点分享我个人的故事。开场介绍中提到我四年前出版的《另一种疯狂》（Another Kind of Madness ）一书。呃，左边是我的父亲，一位哲学教授，还有18岁的我，呃，不同颜色的头发、胡子，这个我们可以稍后再谈。这是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我们家的后院，我父亲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这是我第一次从东部的大学放春假后的两个月，回到俄亥俄州，我父亲把我拉到书房，说：“儿子，也许你应该了解一下我的人生了。”正因为我将提到的耻辱感，所有这些信息在我生命的前18 年和我妹妹生命的前 17 年里，被完完全全地隐瞒起来。
[00:23:18]
“另一种疯狂”出自James Baldwin《乔万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在书中谈到了记忆者的疯狂和遗忘者的疯狂，“另一种疯狂 ”是其中一个优美的长句子。在我的书准备出版的几个月前，我和我的图书编辑说 “‘另一种疯狂’—那是耻辱” 。患有需要治疗的严重精神障碍是一回事，但如果你连提都不敢提，或者羞于启齿，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借用Baldwin名言的“另一种疯狂”指的是污名化，我始终认为污名化比任何形式的精神疾病都要糟糕。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相当成功地治疗大多数类型的精神疾病，但羞耻感、污名化和绝望感却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00:24:19]
好的，谢谢这一口水。我要读一段我这本书的前言，来让你们了解一下70年代初的那一天我学到的东西，那是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拍下这张照片的几个月前。
[00:24:38]
“1936年夏末，滚烫的狂风席卷了南加州地区。当日历翻到 9 月时，16 岁的Virgil Hinshaw Jr.（即我的父亲）无法关闭他脑海中呼喊的声音。他全心关注欧洲日益严峻的纳粹威胁，日夜徘徊在帕萨迪纳（Pasadena）（他的家乡）的人行道上（那是十年前他穿着金属旱冰鞋去上小学的道路），内心呼唤他去拯救自由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00:25:17]
“[……]当他夜复一夜地在人行道上徘徊、思绪不断加速时，少年的脑海中形成了另一个洞见：他相信在人类中他独自获得了飞行的能力。他的双臂已经变成了翅膀，就像Icarus一样，只要他把双臂举向天空，他就能飞起来。一旦他翱翔在云端，自由世界的领袖们将见证这个壮丽的信号，并保证打败法西斯”
[00:25:53]
青春期往往是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的初发期，如果在这个时期患上双相情感障碍，并发展到较严重的程度，就会出现与精神分裂症相同的思维紊乱、妄想和幻觉。在几天不睡觉的情况下，我父亲的想法就从 “让我们阻止希特勒和法西斯”变成了 “我现在能飞了，如果世界各国领导人能看到我在飞行，他们就会承诺阻止希特勒”
[00:26:29]
“纳粹的威胁是真实的 [这个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呼喊] 黑白新闻片在他眼前循环播放：纳粹党人在游行，希特勒在大批群众面前发表演讲。[……]他被自己的新使命迷住了，他明白，如果他不敢挺身而出，谁会呢？
[00:26:46]
“但怎么做呢？如果没有他，法西斯可能会得逞。
[00:26:51]
“9 月 6 日清晨，随着黎明的到来，狂风[终于]减弱了。[……]他被自己的精力和[洞察力]所陶醉，[……]他]到达了北奥克兰大道的街区，偷偷地走过几码远，找到了自己的家。[……] 黎明时分，万籁俱寂。
[00:27:16]
“没有退路，时机已到。
[00:27:18]
“但如何登顶呢？他飞快地思考着，敏捷地爬上棚架，稳住身形…… 最后一蹬，他爬上了小前廊上方的屋顶，向下 12 英尺是人行道。天空高远，空气已经炙热难耐。他脑海中的声音达到了顶点[……] 拯救自由世界！
[00:27:41]
“荣耀将属于他
[00:27:43]
“走近边缘时，他脱下衣服，用力甩了过去，鞋子、裤子和衬衫飘到了下面的地面上。突然凉爽起来，他屏住呼吸。小腿肌肉绷紧，双臂外展，起跳[起飞]，向前推进。刹那间，他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空气滑过皮肤。
[00:28:02]
“地面极速冲向他，然后一切陷入黑暗”
[00:28:08]
这便是爸爸在16岁半时，第一次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发作的情景。他坠落到下面的人行道上，脑震荡和手腕骨折，但他逃过了一劫。他的哥哥们（家里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父母不在家）把他送进了医院，之后他被从洛杉矶县医院送到了圣盖博谷（San Gabriel Valley）的诺沃克（Norwalk）县医院，诊断出慢性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1915 年到1970 年间，美国还没有双相情感障碍这一诊断。
[00:28:50]
他在医院的成人病房住了六个月，没有上学。住院几个月后，他认为法西斯分子仍在美国活动，在食品供应中下毒。于是他停止进食，只喝水。他从一个 180 多磅的足球运动员、铅球运动员变成了 117 磅，差点饿死。一天傍晚，他的祖父被叫去医院见证他最后的仪式。
[00:29:22]
不知怎的，冬去春来，他脑子里的声音消失了，他基本恢复了正常的功能，工作人员让他出院了。他在帕萨迪纳（Pasadena ）高中获得了全A的成绩。他住了六个月的医院，而家人们都不愿和他谈及这段离奇的经历。他们认为提起这事是一种羞辱，而且他们也不想影响他的康复。因此，大家都没有讨论这件事。出院那周的周末过后，他开始读 12 年级，秋季和春季学期的成绩都是 A，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
[00:30:06]
我父亲在十六七岁时开始出现情绪的极度高涨（manic）和可怕低落的交替，还常有二种极端情绪同时出现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 “混合发作”（mixed episodes）。
[00:30:23]
他出生在伊利诺伊州（Illinois）芝加哥郊外的拉格朗日市（La Grange），在家里的四个男孩中排第四；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Virgil Hinshaw Sr.，是美国禁酒令（Prohibition）的领导人和贵格会（Quaker）教徒。他的母亲是一名传教士，曾在南美洲传教。他三岁时，他母亲因癌症在芝加哥总医院动手术而去世。这就是双相情感障碍的风险因素之一 ：如果你在三四岁时失去父亲或母亲，则日后患上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的风险显著增加。所以父亲已经有一个风险因素了（其他兄弟比他年长，当时是五岁到十三岁）
[00:31:08]
1923年春天，在一份国际禁酒通讯上，刊登了这张照片，标题为 “失去母亲的Hinshaw男孩们”，马车右边是我的大伯，Harold，12岁，快13岁了。马车里是我二伯Randall，边上是我三伯Robert，5 岁，然后是Virgil Jr.，3 岁。他没有社交性的笑容，看起来很困惑。他后来告诉我，就在这张照片拍摄的几周前，他有了人生的第一个记忆——母亲的去世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记忆。他被带到他们拉格朗日（La Grange）家中的客厅，那里有一口大箱子，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对他说：“你妈妈就在那个箱子里，那叫棺材，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 试想，看到自己的母亲躺在棺材里是怎样的人生第一个记忆啊！
[00:32:08]
我的祖父决定搬到加利福尼亚，几年后与另一位传教士再婚，家里添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全家人都既博学又爱运动，而且是虔诚的教徒；他们经受住了大萧条的考验。然后，正如我刚才给大家读的那段话，在爸爸 16 岁的时候，也就是 1936 年，他的双相情感障碍第一次发作，并差点因为躁郁症妄想从法西斯手中拯救世界而丧命。
[00:32:39]
后来他康复了，在高中和帕萨迪纳初级学院（Pasadena Junior College）成绩都很好，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但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决定——拿奖学金进了斯坦福大学。之后，因为家人都是依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也因为他曾在精神病院（人们眼中的“疯人院”）住院六个月，他被定为4-F类（不适合服兵役），不能去海外参加二战，所以他决定继续学习哲学。他在爱荷华州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去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与客座教授 Bertrand Russell （伯特兰-罗素）一起工作了一年，接受一对一的辅导，并在街对面的高等研究所结识了Albert Einstein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凭着他对爱因斯坦的了解，他在一本有关爱因斯坦的书里负责撰写了一个章节： “论爱因斯坦的社会和道德哲学”（On Einstein’s Social and Moral Philosophy）。
[00:33:38]
我父亲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然而，他16岁首次发病，之后，1944年正当他在普林斯顿即将完成博士论文时，他再度出现狂躁和妄想，他以为自己可以通过心灵感应预言二战的终结。这次他被送到费城州立医院 Byberry医院住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美国最糟糕的精神病院。
[00:34:09]
那个医院只有1400个床位，却收治了7000名男病人。依良心拒服兵役者在父亲住院那年和之后拍摄了医院的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浅挖的坟墓、饥饿和大规模殴打的情景。父亲在那里时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被关在集中营里。他哥哥Randall去看望他，很久以后Randall告诉我他当时觉得我父亲一定是精神错乱了，才会相信自己被关在集中营里，Randall只得恳求他相信自己是在费城。所以，父亲确实有精神错乱的妄想，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参观者也证实了Byberry医院是美国当时最接近集中营的地方。因此，从一个隐喻的角度来看，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因污名化而陷入的困境，与许多集中营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困境并无太大区别。
[00:35:12]
这是我父亲在诺沃克（Norwalk ）住院之后，但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之前，作为帕萨迪纳高中的告别演说者。
[00:35:23]
六个月后，我父亲从Byberry医院出院，他开始申请大学职位。他的论文被接受，发表了论文，他在位于哥伦布（Columbus）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了一名很受欢迎的教授，也是系里最年轻的教授。他在一次相亲中遇到了我的母亲，当时她还是历史系的研究生，他们相爱了，并订婚了。在他们恋爱期间，父亲是怎么跟母亲说他的过去的呢？“亲爱的，我在高中和普林斯顿都遇到过一些问题” 只字未提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或是住院的痛苦经历。你永远不会告诉你的未婚妻，你有这样的精神疾病， 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成为结婚对象。
[00:36:17]
母亲什么时候知道的？当她在 50 年代怀上我和我妹妹时，两次怀孕都让父亲的病发作了。我出生时他不在边上，我妹妹出生时他也不在边上。我们那时还小，他康复后就回家，他问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精神科主治医生 “我应该怎么跟我亲爱的孩子们说我精神分裂症发作和住院的事（当时他们认为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 医生看着他的眼睛说：”Hinshaw教授，如果你的孩子知道了你的精神疾病，他们将永远被毁掉。你和你的妻子严禁提及此事”。这就是耻辱。
[00:37:05]
我在《另一种疯狂》（Another Kind of Madness ）中写过一段话，我说：“如果今天的肿瘤学家告诉患癌的爸爸妈妈：’如果你的孩子知道你患了癌症，他们将永远被毁掉。你被禁止提及这个话题’”。我们会控告医生渎职。但这是一两代前美国的做法。精神疾病是如此的禁忌，如此的可耻，以至于如果你的孩子知道父母患有精神疾病，他们将永远无法释怀，他们的生活将被摧毁。这就是我们需要克服的耻辱感，也是我家族遗产的一部分。
[00:37:41]
我们需要收尾了，以便留点时间给问答环节。嗯，这张幻灯片上的字太多了，当我从大学放春假回家时，父亲终于跟我说了他的情况。那时我 18 岁，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他觉得他可以自由地告诉我他的过去了。于是，当我返回哈佛大学（我的本科院校）时，我改修心理学专业。我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了解心理疾病。所以，我们这个领域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动机。但我也很害怕，我没有告诉我的教授们事情的真相，因为我担心有这样的家庭，我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研究生院的推荐，或不会有女朋友或室友，。我想，如果哪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精神失控，我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敞开心扉才是关键。
[00:38:36]
在指导完夏令营后，我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我在那里的导师Bruce Baker给了我很多帮助。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精神病研究所接受了Kay Redfield Jamison的指导，之后她在《不平静的心灵》（An Unquiet Mind ）一书中披露了自己的双相情感障碍。
[00:38:56]
这是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一次家庭聚会上 Hinshaw家的六个男孩。我的大伯Harold，就是早期照片中马车旁那个高个子，他酗酒，死于酒精中毒。我的二伯Randall是个经济学家，他在我父亲住院期间对他很好，他非常焦虑，但没有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
[00:39:20]
我穿花格子衬衫的三伯Bob比父亲大两岁，1936 年他是第一个跑出房子的人。看到弟弟躺在人行道上，他当时就发誓要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做到了。他获得了MD（医学博士）和PhD（博士）学位，帮助治疗我的父亲；在 上世纪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父亲是美国第四位接受 Thorazine（氯丙嗪）治疗的病人。但Bob有偏头痛，照片里所有的男孩都有这个毛病，我也有，我们Hinshaw家的男人都有偏头痛的毛病 。Bob有医疗执照，为了缓解疼痛，他给自己开止痛处方药，结果上了瘾，因坏疽失去了一条腿，并死于药物滥用。
[00:40:04]
这是我父亲，左起第四个，穿着T恤。他很健壮，恢复了所有的体重。然后是我祖父和继祖母生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俩20 多岁，哥哥们都是30 多岁了。两个弟弟都有男性秃顶，个子都稍矮一些，头发都比较浅。穿毛背心的是Harvey，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和钢琴家。Harvey的儿子31 岁时患上了分裂情感性障碍，并饮弹自尽，因为他很难在精神病院外生活。这是Paul，依旧健在，住南加，今年94岁了。他的大儿子 Marshall没能读完伯克利的第一学季，那时伯克利还在实行60年代末开始的学季制，他已经连续53年患有精神分裂症了。每个周末我都会去伯克利市中心我表弟 Marshall可怕的小公寓去看望他，给他送去食物。
[00:40:59]
总之，在 Hinshaw 家族中，既有一些杰出的成就，也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而我的目标是，通过我作为一名研究者、演讲者、倡导者和作家的努力，让我们摆脱污名化，以便正常开展工作。
[00:41:18]
这张照片拍摄时，我拿到了博士学位，父亲和母亲去南加州旅游，爸爸那时已经 60 多岁了，我现在也是 60 多岁，但为什么那时他头发的颜色还那么深？哎，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遗传的。 他终于被正确诊断了，是我亲自做的诊断，他在晚年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00:41:40]
这张照片摄于六年后在北加州的斯坦森滩（Stinson Beach），父亲体重减轻了30磅，你应该也能看出来。 他晚年患上了类似帕金森的疾病，因为误诊，他服用了大量的精神分裂症药物氯丙嗪（Thorazine）和美拉瑞（Mellarill），还有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 shock therapies）。电休克疗法对于严重抑郁症患者非常有效，但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如果他们服用了锂）却没有疗效。如果他曾经被准确诊断过的话，就不是这样了。
[00:42:12]
父亲的晚年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消逝过程。拍完这张照片后不久，他告诉我，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希望自己得的是癌症。我以为父亲又发作了，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想想精神病对一个哲学家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病是精神上的，可能是我想象出来的。儿子，如果我得了癌症，那我得的就是一种真的病，也许我还能原谅自己。”所以，父亲有一半的心思知道自己得了“双相情感障碍”这种与生物/基因相关的疾病，而在他的另一半心思里，他还是那个病房中16岁半的孩子，被误诊，被任由自生自灭，在青春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难于融入这个世界。
[00:43:02]
父亲在家时是个好父亲，但我小时候他经常住院，不常在家。他很有幽默感，也很聪明，他在大学里有一份终身教职，换作其他工作他都会被解雇的。我的妈妈是这个故事里的无名英雄，为父亲打掩护，不被允许谈论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她晚年才开口说：“我们家再也不会沉默了。”
[00:43:30]
父亲本身有基因风险。而且父亲三岁时就失去了母亲，被继母虐待。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是四个大男孩中唯一受到继母虐待的。所以，父亲有很多风险因素。我们知道，许多严重精神疾病是基因和生活经历（如创伤）共同造成的，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常常如此。
[00:43:59]
我刚刚告诉过你们，父亲晚年时说希望自己得的是癌症。当我终于知道背后的原因时，我终于明白了。我试着教他的所有关于双相情感障碍这一生物学上真正的疾病的知识，都只讲了一半。
[00:44:17]
我们的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Bill Beardslee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为那些父母一方或双方患有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的家庭开发了一种家庭疗法，这种家庭疗法的基础是谈论孩子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父母需要治疗，他们通常需要药物治疗，但这种家庭治疗方法实际上已经有了自己的专属名称—— “家庭谈话”（Family Talk）。如果你的父母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而你在孩童或青少年时期接受了 “家庭谈话”治疗，那么你不仅会在接受治疗的四个月后表现得更好，而且四年后，你自己患上情绪障碍的风险也会降低 30%至 40%。是的，基因和生物学的确很重要，但我们所知道的对抗精神疾病污名化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谈论它。
[00:45:27]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提问环节了。我要感谢Alan Hu 基金会，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家庭时，他们给了我很多启发；感谢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同事；感谢牛津出版社（Oxford Press）出版了我的几本书；感谢圣马丁出版社（St. Martin’s Press）出版了《另一种疯狂》（Another Kind of Madness）；感谢大家今晚收听我们的讲座。让我停止分享–不是分享信息，而是停止分享我的幻灯片–让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00:45:59]
CHIH-CHING HU: 非常感谢 Hinshaw 博士分享您的家庭故事和精彩演讲。好的，现在我们开始问答。呃，我们有一些预先提交的问题，还有一些重复出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父母如何判断自己的孩子是否需要专业帮助?”
[00:46:22]
STEPHEN HINSHAW博士: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要深入讨论恐怕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对许多青少年来说，青少年时期是最不稳定的时期，但你要注意的是不要试图自己做出诊断，那是专业人士能帮你做的事。你的孩子是否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上进？在考试失败或失恋后，是否不仅仅是每天的情绪变化或无精打采，而是持续出现动力不足、流泪、情绪悲伤、行为反常等问题？这可能是精神疾病的先兆，也可能是药物滥用的先兆，而很多青少年滥用药物是为了减轻日益严重的精神疾病带来的痛苦。
[00:47:11]
这个问题隐含的部分是: “我的孩子不想跟我说话，我该如何和我的孩子谈论这个话题？”从进化的角度看， 为什么会有青少年？为什么会有青春期？是为了帮助孩子们离开家庭、步入社会，这样他们才能独立并繁衍后代。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与此同时，当你家的青少年说 “我不想谈这个，我是独立的，别再把我当小宝宝对待”，你需要寻找机会和他/她沟通。你的孩子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渴望得到你的关注，如果你不妄加评论，他们就会来找你。作为父母，很难保持好奇的态度，因为很多青少年做的事情父母都不太喜欢。父母可以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很抱歉你有这种感觉。我们明天醒来后继续”。但你的好奇心和积极的兴趣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为你打开和孩子沟通的渠道。这发生在我们家的三个男孩身上，一个十几岁，两个更大。你会得到和孩子更多的交流，那时你就可以根据需要寻求专业帮助。
[00:48:28]
CHIH-CHING HU: 对了，下一个问题与此相关: “如果青少年或年轻的成年子女拒绝接受帮助，父母该如何说服他们接受帮助？”
[00:48:38]
STEPHEN HINSHAW博士: 是啊，这是个大问题。让我先喝口水。
[00:48:45]
在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一旦你年满18岁，就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了。 即使一个已经18 岁或 19 岁或 20 岁的人患上了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这也是非常困难的。有些精神疾病包括精神错乱妄想症，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相信别人都是来抓你的，但你自己并没有问题。你如何说服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相信他们需要帮助？他们会认为你是魔鬼的一部分，或者是试图控制他们思想的人的一部分。这真的很难很难，因为为了落实人权，不让人们像我父亲那样被长期关进精神病院（而且关了好多次），只有在有极端自杀倾向或极端杀人倾向或者极端缺乏自理能力的情况下，才可以将患者强行送往精神病院三天，而且一般也不能超过三天，除非法官判决延长几星期，最多30 天。
[00:49:54]
当你相信并且亲眼观察到孩子在挣扎时，试着让你的孩子参加同伴互助小组，以及向学校的辅导员求助。孩子们在羞愧地向父母承认自己的刀伤或烧伤（如果他们有自残行为）或者承认他们对自己的感觉有多糟糕之前，他们通常会先告诉其他孩子。正如我刚才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所说的，保持开放的心态，尽量不要妄加评论，你的孩子很可能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向你敞开心扉。然后，你就可以表达你的关心和爱，这可能会帮助孩子向其他人敞开更多的心扉。但这也是我所知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中最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当孩子们（当然，成人也一样）因为严重的精神疾病而确信这是别人的错而不是自己的错时，如何说服他们需要帮助。
[00:50:58]
接下来让我们回答其他问题吧，因为我知道听众可能还有很多问题。
[00:51:01]
CHIH-CHING HU: 是的。是的，听众已经提了很多问题了。下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第一次怀疑自己有心理疾病时，我们应该去哪里得到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00:51:16]
STEPHEN HINSHAW博士: 有很多方法。在美国，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公平的医疗保健系统，在旧金山湾区、洛杉矶、西雅图、纽约和芝加哥，我们有大量的专业人员，但特别是在COVID期间，他们病人的排队候诊时间长达18 到 24 个月。而到了更偏远的农村地区，几英里内几乎没有一个医生或心理学家。那么，你应该先去哪里呢？去家长支持小组。有很多网站：美国心理健康协会（Mental Health America Association）、全国精神疾病联盟（NAMI，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支持联盟（Depression and Bipolar Support Alliance）。总之有很多网站，我正在为我最近写的这本关于多动症（ADHD）女孩的书整理一个网站列表。
[00:52:12]
与亲戚、朋友交谈，说出你的担心，得到一些反馈，看看你是否过分担心。然后，你孩子的儿科医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来源，尽管儿科医生很少接受过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培训，但他们会告诉你当地的诊所在哪里，指导中心在哪里，你所在社区的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之间的合作办公室在哪里。尽早开始对话寻求帮助，因为如果你的担忧到了一定程度，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等待对你自己或你的孩子都没有好处。
[00:52:53]
可悲的事实是，在美国，一个人（包括年轻的成年人、青少年或他们的家人）认识到精神疾病的症状并获得帮助的平均要花费10 年，这是不可原谅的。我们需要更好的平等。我们需要更好的医疗保险。我们需要加强《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但我们也需要有心理健康方面的抗争，谈论心理健康并不是软弱的表现。就像汽车需要调节，我们的身体也需要调节，每个人都需要心理方面的调节。如果我们能把对话的性质从 “软弱” 转变为 “寻求帮助是力量的象征”，我们就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00:53:34]
CHIH-CHING HU: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不同的诊断，尤其是临界人格障碍，在污名化上是否存在差异？”
[00:53:46]
STEPHEN HINSHAW博士: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部分。第一，在我们研究过的每种文化中，任何形式的精神障碍，或者看起来不正常或有威胁性，都会受到污名化。是的，在某些事情上，东方比西方做得更好，但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所有被贴上标签的人都会受到污名化。
[00:54:15]
然而，答案的第二部分是：在许多方面，那些病症最严重的精神障碍会吓坏大多数公众，比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你会产生妄想，就像我父亲那样），严重抑郁症，自杀倾向。更严重的病症更会被污名化，就像艾滋病比流感更容易被污名化，对吧？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和我的实验室在多动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种病看起来较轻，尽管它可能会在以后导致许多不同的损害，但其特点是持续的不一致性。因此，像高功能自闭症或多动症这样的疾病，孩子有时看起来似乎很好，但有时看起来又很奇怪而且不努力，这类孩子实际上受到很多歧视，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本该控制好自己的。
[00:55:14]
我们对污名化的了解越多，就越知道所有形式的精神障碍和神经发育障碍，比如自闭症、学习障碍，都容易被污名化/歧视。更严重的形式更有可能， 但行为的不一致性，也会引起污名化/歧视。
[00:55:33]
时间快用完了，我们接着下一个问题吧。
[00:55:37]
CHIH-CHING HU: 下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决定应该去看心理医生还是精神科医生？”
[00:55:46]
STEPHEN HINSHAW博士: 精神科医生是医学博士，他们会在精神疾病方面进行专业学习，并完成为期四年的住院实习。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科医生是精神科的一个亚专科，除了完成普通的精神科医生的训练，还要额外再接受几年针对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障碍症的培训。精神科医生可以开药。心理医生一般不能开药，除了几个州的某些地区/农村地区以外。精神科医生如今已被训练成精神药理学和正确用药方面的专家，有些精神科医生也是很好的治疗师，但他们所受的训练使他们更偏重于生物学。心理学家可能有很多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但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基本上都是认知行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或家庭疗法。
[00:56:43]
最好的办法是请心理学家与精神科医生或发育/行为儿科医生一起会诊。发育/行为儿科医生都接受过专业的心理健康培训，这样你就能获得最佳的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必要时还能获得最佳的药物治疗。
[00:57:04]
CHIH-CHING HU: 下一个是关于污名化的问题：“高中心理健康俱乐部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学校社区消除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00:57:15]
STEPHEN HINSHAW博士: 过去十年，我参与推动了一个这方面的项目，起步非常缓慢，COVID期间更是艰难，但现在这个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战略规划阶段，参与项目的有些甚至是小学生和初中生。我们与Glenn Close在旧金山创办的非营利组织 “改变心灵”（Bring Change to Mind）合作，重点关注高中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并不是心理健康知识俱乐部。我们不开设有关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课程。这些俱乐部是为孩子们设计的，孩子们与他们的指导老师、“改变心灵”中心的支持团队一起，按照我们的指导手册，开发他们自己独特的课程，以消除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00:58:08]
“改变心灵”在几个州都俱乐部了，并在继续成长。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研究，表明这些俱乐部对加入其中的孩子很有帮助，我们希望开展更多的研究，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开始追踪这些俱乐部对学校其他孩子、学校管理人员和家庭的影响。我们的模式是：年轻人是社会活动家，他们有同理心，在当今世界，我们知道社交媒体既能给予也能剥夺，但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中老年人更真实。许多年轻人不认同污名化，他们总是听到不同的声音。因此，如果我们能让这些俱乐部像野火一样迅速扩散，那么在 10 年或 20 年后，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国家领袖，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国家模式来看待精神疾病，我们可能最终会在持续了七八十 年的污名化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00:59:14]
CHIH-CHING HU: 好的，下一个问题： “学校、家庭和个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的措施来减少或消除对精神疾病的成见？”
[00:59:24]
STEPHEN HINSHAW博士: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是 “学校、个人和家庭可以做些什么来减轻压力？” 今天，青少年中有一种风气，会互相比谁承受更大的压力，几乎把这当成是勇气的勋章，青少年中的这种风气甚至超过大学生。我们需要休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高中就给每门课打分。如果我不是在大学里选修了四分之一的“及格/不及格”类（压力较小）的课程，我可能就读不到研究生。这也是我选修物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有趣课程的原因。压力无时无刻不在，我们需要减轻压力。冥想应用程序、锻炼，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01:00:02]
要减少污名化，还需要大政策：执行《美国残疾人法》（ADA），确保国会执行平等法案，使精神疾病获得与手臂断裂同等的保障。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或许是勇敢面对那些嘲笑精神障碍患者的人（就像人们过去嘲笑失明和失聪一样，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又或者是鼓励你的家人说出他们的困扰，即便他们不太愿意。你需要努力，但不要太用力，这是我们该有的样子，而不是像在 Instagram 上看到的每个人都是完美的。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挣扎和弱点，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变得更强。
[01:00:55]
CHIH-CHING HU: 呃，Hinshaw博士，我想我们已经过了7:30了。我想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01:01:01]
STEPHEN HINSHAW博士: 如果大家还想再问几个问题，我可以再待会儿。因为我看聊天功能（Chat）在闪，但我没法读。
[01:01:10]
CHIH-CHING HU: 是啊，不断有新问题进来， 有很多问题。嗯，我想也许我们可以选最后一个问题。
[01:01:19]
STEPHEN HINSHAW博士: 好的。
[01:01:20]
CHIH-CHING HU: 让我看看。嗯，我们如何确定哪位精神科医生最适合哪种诊疗？
[01:01:37]
STEPHEN HINSHAW博士: 家长需要做足功课。如果你想让学校为你有学习障碍或精神情绪障碍的孩子提供便利，这一点很重要。你必须要求获得 504 计划或 IEP，你必须做足功课。所以，如果你的医生说：“这里有一位精神科医生，但我对他/她不太了解，我只知道他/她是是本市的精神科医生。”那就问问这位精神科医生是在哪里拿到学位的，问问他们在治疗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多动症方面有什么经验。对于有多动症、学习障碍或抑郁症的孩子，在大多数大城镇甚至小城镇都有很多不同的家庭或孩子支持团体，你可以上网查询。
[01:02:26]
问问住在你附近的其他家长，“谁能真正做好评估？谁不是只做10分钟的快速问答？”、“谁能真正理解？”、 “谁能真正不单纯依赖药物或心理治疗，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多问问周围的人，提高自己的技能，去好的网站看看，多了解一些信息，我想这些都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01:02:50]
CHIH-CHING HU: 好的，非常感谢 Hinshaw 博士。嗯，我想我们要结束这次讲座了。今晚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明白了，仅靠知识本身还不足以消除针对心理疾病的污名化。
[01:03:09]
STEPHEN HINSHAW博士: 知识是好的，我们不希望有一个无知的社会。
[01:03:12]
CHIH-CHING HU: 是的。
[01:03:13]
STEPHEN HINSHAW博士: 但仅仅了解事实是不够的，有时事实只会助长刻板印象。我们需要人性化。女性乳腺癌和男性前列腺癌都是很好的先例——关于普通老百姓（而不仅仅是名星和运动员）对抗疾病的勇气和应对办法的故事都很好，很重要。我们越是谈论心理疾病，国会就越不能忽视它，心理健康系统就越不能忽视它，最终大家都将不再认为承认心理上的挣扎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
[01:03:48]
CHIH-CHING HU: 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心理安全的环境来培养–
[01:03:53]
STEPHEN HINSHAW博士: 没错。
[01:03:54]
CHIH-CHING HU: 人性化，
[01:03:55]
STEPHEN HINSHAW博士: 是啊。
[01:03:56]
CHIH-CHING HU: 善心、同情心和同理心。
[01:04:00]
STEPHEN HINSHAW博士: 最后，我想感谢你和大家的聆听。我真希望我们还有更多讨论时间。Alan Hu基金会和许多本地的、国内的、国际的其他团体都在为让社会更有同理心开展所需的工作，所以谢谢你们。
[01:04:18]
CHIH-CHING HU: 谢谢。谢谢您，Hinshaw博士。我现在宣布活动结束。感谢大家参加网络研讨会。再见，注意安全，保持健康。
[01:04:32]
STEPHEN HINSHAW博士: 谢谢。
[01:04:33]
CHIH-CHING HU: 谢谢。